1935年10月中下旬，陕北延安的山坳坳里来了一支风尘仆仆的队伍，从此，中国的历史因他们而改写。
这一年秋天，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，终于有了自己的“落脚点”；之后，他们来到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中心、当时的陕北“经济重镇”瓦窑堡，并于当年12月17日至25日召开了著名的瓦窑堡会议，“苏维埃工农共和国”在这里更名为“苏维埃人民共和国”——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。
在陕北延安市下属县级市子长市（原安定县）采访，处处感受着红色文化：瓦窑堡会议旧址，毛泽东、周恩来旧居，谢子长陵园，以及那些依然健在的革命见证人、老红军。
“瓦窑堡是一块红色资源挖掘不尽、革命贡献说不完的神奇土地。”子长市委书记雷兴平说。
岂曰无衣 军民同心
1935年冬天，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踏进由谢子长、刘志丹等革命家开创的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心时，中国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大动荡、大变局、大分化时期。“党内，思想尚未统一；党外，蒋介石顽固‘剿共’，数十万敌军大兵压境。特别是在华北，日本帝国主义野心勃勃，步步紧逼。中华民族正经受着一场空前劫难。”陕西党史专家袁武振对记者说。在这样一个矛盾极其尖锐复杂、局势诡谲难测的时期，党的领导者们果断抛开党派之见，高举抗日救国大旗，召开了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瓦窑堡会议。
“当年的瓦窑堡是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中心，而今被誉为中国革命的‘红都’。”据子长市瓦窑堡会议旧址管理处负责人回忆，当地曾有民谚：小小安定，人口四万，闹红共产，人人好汉。作为西北革命的“心脏”之一，子长市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。据不完全统计，从土地革命到解放战争时期，在这个不足万户人家的山区小县城，就发生了大小战斗700余次，先后有3000多名子长儿女献身革命，其中有名有姓的烈士达2400多人。
“新中国成立前，由于战乱、瘟疫、天灾等诸多因素制约，子长全市人口始终在4万上下徘徊。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里，人口增加到十四五万，改革开放的40年里，人口又增至二十六七万。”子长市委宣传部的一位同志说道。
红军初到瓦窑堡时正值寒冬，物资供给极度匮乏，指战员多是单衣草鞋，当地人民伸出热情的双手，家家户户缝棉衣、做军鞋、捐钱粮、献牛羊，从各方面给予了党和红军最无私的帮助与奉献。雷兴平说：“仅1936年5月，西北军委办事处就向群众买粮2500担、借粮2000担，合计约18万斤。”在群众的支持下，党中央在瓦窑堡的七个半月，中央红军由不足万人发展到近3万人，革命形势焕然一新。
“革命成功了，现在吃穿不愁、安居乐业，太幸福了。”今年97岁的老红军白成宝，家住瓦窑堡会议旧址附近。这个当时“个子还没有枪杆子高”的“红小鬼”，13岁参加陕北游击队，先后当过勤务兵和警卫员。如今他已儿孙满堂，在他家，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挂在窑洞墙上的“全家福”。“130多口的大家族，太有福气啦！”听了记者的话，老人轻声地说：“只有大家都幸福了，才对得起那些死去的战友。”“立根原在群众中”，依靠群众始终是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密码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，“人民是共和国的坚实根基，人民是我们执政的最大底气。”这是对历史的深情回望，也是对未来的坚定指引。
统一战线 凝心聚力
瓦窑堡会议旧址坐落在瓦窑堡城内田家院内。冬日的午后，院子里静悄悄的，阳光斜射进当年的会议室，恍惚间，80多年前那场改变时局和国运的会议场景，浮现在记者眼前——毛泽东、张闻天、周恩来、博古、王稼祥、刘少奇等共产党人，就是在这方不起眼的小小天地里，擎起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，也促成了全民族的觉醒与团结。
“我们的政府不但是代表工农的，而且是代表民族的。”毛泽东在瓦窑堡说——86年前，瓦窑堡会议通过决议，成立不久的“苏维埃工农共和国”改名为“苏维埃人民共和国”。从“工农”到“人民”，两个字的改变，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树起了旗帜，中华民族挺起脊梁，万众一心。从此，中国共产党从陕北出发，一路向东，一直走到了天安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