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赠包安静先生茶三首》
苏轼
（一）
皓色生瓯面，堪称雪见羞。
东坡调诗腹，今夜睡应休。
偶谒大中精蓝中，遇故人烹日注茶，果不虚示，故诗以记之。
（二）
建茶三十片，不审味如何。
奉赠包居士，僧房战睡魔。
昨日点日注极佳，点此，复云罐中余者，可示及舟中涤神耳。
（三）
野菜初出珍又珍，送与安静病酒人。
便须起来和热吃，不消洗面裹头巾。
一、解释
包安静：人名，北宋隐居高僧，与苏轼交好。
皓色：洁白明亮的颜色。
瓯（ōu）面：诗中指杯中茶汤的表面。
堪称：称得上，一般表示赞叹的意思。
雪见羞：极言其白，为雪所不及。
东坡：苏轼自称。
大中：指无过与不及的中正之道。
精蓝：佛寺；僧舍。
日注茶：茶名。即为日铸雪芽茶，又称日铸茶、日注、兰雪茶，属古今名茶，是炒青绿茶的一种，产自浙江省绍兴县东南会稽山日铸岭，创制于北宋年间。因芽细而尖，遍生雪白茸毛，故名日铸雪芽。该茶经开水冲泡后，雪芽直竖，茶芽细而尖，遍生雪白茸毛，如兰似雪，故又称“兰雪”。
“建茶”：因产于福建建溪流域而得名。建茶以宋代福建建州建安县（今建瓯）的北苑凤凰山一带为主体的产茶区。其代表的北苑贡茶闻名于世。是中国御贡史最长的茶。北苑贡茶在中国茶叶御贡史上鳌占了458年的绝代风骚。
不审：不察；未审察。
二、简评
三首茶诗的大致意思是：茶汤的颜色明亮洁净，堪称是白雪所不能比拟。喝茶能使我调整创作诗词的思绪。我有名贵的30片建茶，不去评审这些茶的味道好不好。全都送给包居士，当在僧房中打坐参禅时，喝上这茶，可以驱走睡魔，使思路敏捷。春天刚生长出的鲜嫩野菜是最珍贵的，将新摘的野菜送给饮酒沉醉的包居士。
苏轼在这首茶诗中的上半片描写了茶汤的“雪见羞”，后半片主要描写茶叶功效，喝茶能提升醒脑，能使东坡先生的思维更加敏捷，有利于诗词创作。
苏轼不仅是宋代大文豪，更是一个嗜茶如命的茶人，他不仅创作诗文要喝茶，并且生病也通过喝茶来治：“何须魏帝一丸药，且尽卢仝七碗茶。”他晚上加班要喝茶：“簿书鞭扑昼填委，煮茗烧粟宜宵征。”睡前睡起也要喝茶：“沐罢巾冠快晚凉，睡余沟颊带茶香。”他还说，茶能除瘴气：“同烹贡茗雪，一洗瘴茅秋。”
苏东坡说把建茶送给包居士，让包饮了在参禅时可免打瞌睡，因而都认为茶有“破睡之功”。现代研究认为，茶叶中含有咖啡因，咖啡因是一种黄嘌呤生物碱化合物，是一种中枢神经兴奋剂，能够暂时驱走睡意并恢复精力。
“野菜”，煮后可当作蔬菜吃的草本植物，尤指收集起来作食物的野菜。在《赠包安静先生茶三首》之二中提高“奉赠包居士，僧房战睡魔”，包安静先生应是一位出家的僧人，所以东坡先生送野菜，而并非“东坡肉”。
三、诗作写作背景
宋神宗在熙宁年间（1068——1077）重用王安石变法，变法失利后，又在元丰年间（1078——1085）从事改制。就在变法到改制的转折关头，发生了苏轼乌台诗案。这案件先由监察御史李定告发，后在御史台狱受审。御史台自汉代以来即别称“乌台”，所以此案称为“乌台诗案”。
苏轼致祸的缘由，据说是因为得罪了当时的宰相王安石。当时人的笔记里曾记载其事。说苏轼在朝廷当礼部尚书之时，有一日，他去王安石的书房乌斋去找王安石，王不在，苏轼见乌斋台桌上摆着一首只写得两句尚未写完的诗——“明月枝头叫，黄狗卧花心。”
苏东坡瞧了又瞧，好生质疑，觉得明月怎能在枝头叫呢？黄狗又怎幺会在花心上卧呢？以为不妥。于是提笔一改，将诗句改为“明月当空照，黄狗卧花荫”。
王安石回来后，对苏轼改他的诗极为不满，就将他贬到合浦。苏东坡到合浦后，一天，他出室外散步，见一群小孩子围在一堆花丛前猛喊：“黄狗罗罗，黑狗罗罗，快出来呀？罗罗，罗罗罗罗。”苏东坡出于好奇心，走过去问小孩喊什幺，小孩说，我们叫虫子快点出来，好捉它。苏东坡凑近花前一看，见有几条黄色、黑色象芝麻大的小虫在花蕊里蠕动。又问小孩说这是什幺虫？小孩说：黄狗虫，黑狗虫。苏东坡离开花丛，来到一棵榕树下，正碰到树上一阵清脆的鸟叫声，问旁人，这是什幺鸟叫？旁人答道：这叫明月鸟。此刻苏东坡才恍然大悟，知自己错改了王安石的诗。这段记载的真伪已不可考。从史实上看，王安石罚苏轼，错改两句诗似乎不是王安石讨厌苏轼的真正原因。其实质上的原因，当是政治上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。所以，苏轼才会在仕途有所不顺。
1079年7月，苏轼在湖州任上，因乌台诗案获罪入狱，次年元月，被流放至黄州。诗案之前，自1071年任杭州通判以来，苏轼历任密州知州、徐州太守和湖州太守，政绩卓著。其诗词作品在整体风格上是大漠长天挥洒自如，内容上则多指向仕宦人生以抒政治豪情。而诗案之后，虽然有一段时间官至翰林学士，但其作品中却少有致君尧舜的豪放超逸，相反却越来越转向大自然、转向人生体悟。至于晚年谪居惠州儋州，其淡泊旷达的心境就更加显露出来，一承黄州时期作品的风格，收敛平生心，我运物自闲，以达豁然恬淡之境。
以乌台诗案为界，苏轼的诗词作品在创作上有继承也有明显的差异。在贯穿始终的“归去”情结背后，我们看到诗人的笔触由少年般的无端喟叹，渐渐转向中年的无奈和老年的旷达——渐老渐熟，乃造平淡。
首先，在题材上，前期的作品主要反映了苏轼的“具体的政治忧患”，而后其作品则将侧重点放在了“宽广的人生忧患”，嫉恶如仇，遇有邪恶，则“如蝇在台，吐之乃已”。其行云流水之作引发了乌台诗案。黄州贬谪生活，使他“讽刺的苛酷，笔锋的尖锐，以及紧张与愤怒，全已消失，代之而出现的，则是一种光辉温暖、亲切宽和的识谐。醇甜而成熟，透彻而深入。”
其次，在文化上，前期尚儒而后期尚道尚佛。
前期，他有儒家所提倡的社会责任，他深切关注百姓疾苦； 后期，尤其是两次遭贬之后，他则更加崇尚道家文化并回归到佛教中来，企图在宗教上得到解脱。他深受佛家的“平常心是道”的启发，在黄州惠州儋州等地过上了真正的农人的生活，并乐在其中。
第三，在风格上，前期的作品大气磅礴、豪放奔腾如洪水破堤一泻千里；而后期的作品则空灵隽永、朴质清淡如深柳白梨花香远溢清。
就词作而言，纵观苏轼的三百余首词作，真正属于豪放风格的作品却为数不多，据朱靖华先生的统计类似的作品占苏轼全部词作的十分之一左右，大多集中在密州徐州，是那个时期创作的主流。这些作品虽然在数量上并不占优势，却着实反映了那段时期苏轼积极仕进的心态。而后期的一些作品就既有地方人情的风貌，也有娱宾遣兴，秀丽妩媚的姿采。诸如咏物言情、记游写景、怀古感旧、酬赠留别，田园风光、谈禅说理，几乎无所不包，绚烂多姿。而这一部分占了苏轼全词的十之八九左右，其间大有庄子化蝶、无我皆忘之味。至此，他把所有的对现实的对政治的不满、歇斯底里的狂吼、针尖麦芒的批判全部驱逐了。其题材渐广，其风格渐趋平淡致远。